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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在我国书法史的长河中，张旭的《古诗四帖》好像一道奔涌的激流，以其纵横捭阖的笔势、狂放不羁的气韵，成为狂草艺术的巅峰之作。这幅传世墨迹纵28.8厘米，横192.3厘米，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，虽历经千年沧桑，却仍旧能让观者在翰墨间感受到盛唐的气候与文人的风骨。

  《古诗四帖》并非单一诗作的书写，而是张旭对四首古诗的合卷创造，分别为庾信的《步虚词》二首与谢灵运的《王子晋赞》《岩下一老公四五少年赞》。从内容上看，这些诗作或描绘道家仙界的缥缈，或歌咏隐逸之士的超然，而张旭以狂草书之，恰是将诗中“遗世独立”的精力与书法“放浪形骸”的特质完美融合。他并非简略地“抄诗”，而是以翰墨为前言，对诗篇意境进行了二次创造——诗中的“紫府”“丹丘”在歪曲的线条中化作云雾旋绕，“岩下老公”的矍铄身影则藏于抑扬的笔锋里，诗与书在精力层面达成了高度一致。

  若论这幅著作的艺术魅力，首推其“狂而不乱”的规则布局。整幅著作没固定的队伍规整，字与字、行与行之间彼此交叉、疏密交织，却一直遵从着内涵的节奏韵律。开篇“东明九芝盖”五字尚显沉稳，笔锋蓄势待发；至“飘飘入倒景”一句，翰墨猛然铺开，线条如惊蛇入草，笔断而意连；中段“王子复清旷”数句，字态忽大忽小，墨色或浓或淡，如群峰崎岖、江河飞跃；收尾“衡山采药人”则渐趋收敛，笔势慢慢收束，给人以“余音绕梁”之感。这种从“收”到“放”再到“收”的节奏改变，恰似一场跌宕崎岖的乐曲，让观者的心情随之崎岖，尽显狂草“以形逼真”的艺术张力。

  而张旭的笔法，更是《古诗四帖》的魂灵地点。他善用“破锋”“飞白”之技，笔锋在纸上时而疾驰，时而抑扬，墨色在枯润之间自在转化——“虚”字的长竖如白出鞘，笔力千钧；“空”字的宝盖头则用墨轻淡，如浮云掠空；“风”字的撇捺舒展，似大鹏展翅，线条的弹性与力度被展示得酣畅淋漓。相传张旭作书前常“嗜酒酣醉，呼叫狂走，乃着笔”，这种“酒后作书”的状况，并非真的“狂乱”，而是摆脱了尘俗规则的捆绑，让情感与翰墨天然融合。《古诗四帖》中的每一笔、每一划，都是他心里心情的实在流露，没有故意的雕刻，却处处透着“天人合一”的妙趣。

  从书法史的视点来看，《古诗四帖》的价值不只在于其艺术成果，更在于它推进了草书艺术的“解放”。在张旭之前，草书虽已构成系统，但多受章草的规整捆绑；而张旭以狂草打破了这种限制，将书法从“有用书写”完全面向“朴实艺术”，为后世的怀素、黄庭坚等草书我们拓荒了路途。后世点评其“草圣”之名，绝非虚誉——《古诗四帖》就像一面镜子，既映照出盛唐文明的自傲与敞开，也定格了我国书法艺术最自在、最豪放的瞬间。回来搜狐，检查更加多